“史”出有因原来如此：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一）
写在前面：
这些年，笔者在印尼写作为生，所以开了个公号取名“丁见印尼纪事”。然而时间长了，也不能光写印尼，毕竟丁叔叔一把年纪，在国内写过的题材更多。但囿于本号名称，似乎发布与印尼无关文章感觉有点别扭。可是现在，我已回国，印尼疫情连绵，一时半会也不能再去。这个公号虽非大V，好赖也有七八千订户，总不能因作者不在印尼就此歇菜吧！
想来想去，从本期开始，还是把我前几年应邀赴河北、北京等地采写的一部红色主旋律作品，选编几篇连载发表吧。
我写的这部30万字的长篇传记《一代儒将刘秉彦》（2015年9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主人公是我军优秀将领、原河北省委书记。
这位已故老前辈，既是带兵打仗的抗日英雄和开国少将，又是我们国家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而且做过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的一生，充满惊险与传奇、功勋与冤屈、豪情与侠骨、柔肠与才趣，都可成为解读那个时代的珍贵标本。
聂荣臻的爱犬被部下无故打死，大怒之后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抗战“淬火”岁月的人和事
不过，凡是在此发表的部分，我保证都是原汁原味的原著，不图有人喝彩，只想正本清源，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
内战之初，晋察冀部队连连失利
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说过，抗战胜利之后，和平并没有到来，原本因抗日勉强合作的国共两党，开始争夺天下，都想要一统江山，打起来就成为必然。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看似言辞恳切。但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打电报不外乎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台湾史学界对此事的说法是：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势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来说，并非是很有利的：一、中共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扩张，其实力已发展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二、国民政府与苏联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基本上并未能达到约束中俄共产党合谋，以及顺利接收中国东北的目的。
基于上述第一个理由，国民政府当局遂于抗日战争结束之际，即邀中共领导人至重庆会谈，希望能迫使中共接受其约束，达成其“和平建国”之目的；但结果并未能如愿。在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忘记动用军事力量、外交手段来做接收华北与东北的努力；但华北、东北的接收，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也无所成。”这是因为“苏军阻挠国军进入东北，却暗中培植中共在东北之势力，直接间接影响及于其后国共双方对东北之争夺与控制，构成了国民政府失陷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 ▼⑴
不管怎么说，内战终于不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
但就当时国共两军实力而言，国民党方面无疑占据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430万，陆、海、空齐全，且装备精良。而中共只有陆军，总兵力约127万人，武器装备与国军相比，也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没有坦克、装甲车，甚至没有汽车，大炮等自动火噐的数量只相当于对手的二十六分之一。
除数量和装备处于劣势外，共产党武装在军事训练方面也有不足之处。
作为中共主力部队的野战军，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武装改编而来。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比如晋察冀野战军，就是抗战胜利后由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各根据地的小团扩编为大团，或将区队、县大队和游击队升级编组而成的。而该野战军的冀中纵队，在编入主力时，很多人头上还系着一条白羊肚毛巾，身上穿的还都是便衣，只是在开进途中才换了军装，补充了重机枪、迫击炮，以营、连为单位，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匆匆完成了战役的准备工作。所以，这支部队曾一度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讥讽为“毫无军事训练之老百姓”。▼⑵
就在上述那些战士们“在开进途中才换上军装”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冀中纵队，本书主人公刘秉彦此时的身份是“纵队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同时仍保留着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职务。
这是1945年11月份，国民党傅作义、孙连仲部数十万大军以受降为名，向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解放区大举进攻。
有关刘秉彦在野战军冀中纵队的作战经历，有关党史部门留下的文字资料极其简单，基本上是一笔带过：“这期间，刘秉彦曾指挥部队参加平泉战役。”
事实上，内战初期，整个晋察冀野战军在和国民党对阵时都打得不是太好，接连几败于傅作义部队之手，甚至于有些部队对傅作义军队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比如说原六分区独立团就是如此。曾有一支几百人的国民党小部队，实际上是从伪军过来的杂牌军，打着傅作义部队的旗号，向雁北地区进犯。这个独立团原本是保护六分区司政机关的，结果一听说是傅作义军队来犯，没有抵抗就抢先逃走，居然躲到了六分区司政机关的后面，丢尽了脸。
最后弄清了敌军的真实面目，六分区的一个警卫连就把敌人给赶跑了。
还有一个例子：在刘秉彦指挥部队参加平泉战役之前，有一位在军委总政治部当过组织部长的小个子领导，也坐着热河军区提供的承德市唯一的一辆烧木炭的汽车，一路“突突”叫地来到平泉的部队。
这个小个子八路军将领叫胡耀邦，几十年后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据胡耀邦身边的干部回忆：11月下旬的一天，冀东北的河沟还没有冻冰，胡耀邦带着几名随从来到了平泉县的八沟，那里驻扎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部队。就在胡耀邦向东去的路上，李运昌部队已经和扑过来的国民党军接火了。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张成海和袁凤鸣迎着枪声向前赶。走了没有多远，就遇到了我军后退的部队，原来那是正在撤退的一个营。
胡耀邦迎面叫住这个营的指挥员，一问，才知道这个营是因为敌人太多退下来的，并不是奉命撤退。胡耀邦立刻严厉起来，他要这个营停下来，整顿队伍，向敌人反击，把战线稳固下来。
率部撤退的营长不认识胡耀邦，但是从他的气质和话语中感觉到站在面前的小个子是一位高级指挥员，于是执行胡耀邦的命令，要部队停下来，准备反击。
胡耀邦身边的警卫员袁凤鸣是打过仗的。胡耀邦命令他协助指挥一个连，向当面之敌反扑，其他两个连掩护攻击。一场短促的战斗就这样爆发了。
此仗结束，中央军委根据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请示，任命胡耀邦为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⑶
胡耀邦走马上任之际，也正是刘秉彦在冀中纵队当上二旅旅长之时，不过，那时候两个人在工作上并没有什么接触。
可能人们会问，这些英勇顽强的八路军，怎么乍一和国民党正规军交手就表现欠佳了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兵都退伍回家种地了，一些新组编的部队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普遍不高。
有一个问题令人纳闷：
明明在1945年年底已经和国民党打起来了，但不知为什么，到1946年2月中旬，晋察冀中央局又给中央发电报说：“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 ，并提出“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1946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
而中共中央也在几天之内发出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的《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于是，晋察冀军区分别于三四月份和五六月间进行了两期精简复员。全军区共复员、转业约10万人，占全军区部队的三分之一。
可惜这和平的幻想和计划刚实施了三个多月，国共内战就在华北全面打响。晋察冀野战军先后在大同、集宁；张北、怀来几个战场上接连败北，最后不得不放弃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又赶快结束精简复员工作，开始招集部队，但是很多老兵已经复员，再招回来也不那么容易。而且不少人后来还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组成“复员军”，与昔日的战友刀枪相见，打得你死我活。以至于本书主人公刘秉彦的部队，下了很大功夫才把“复员军”一举扫平。
有些事，说起来虽然不像讲打胜仗的故事那么带劲儿，甚至有些尴尬，但没有办法，这就是历史。
从1945年11月到第二年6月，刘秉彦在晋察冀野战军冀中纵队征战了8个来月。这期间，整个野战军的战况都不大理想，可以想象，刘秉彦的心情也不太舒畅。影响情绪的，除了宏观战局之外，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因素。具体说来就是，刘秉彦和纵队的顶头上司——副司令员黄寿发合不来。
说起这位黄寿发，在当年的晋察冀的八路军战将里也是一个名气不小的人物。
黄寿发是中央红军出身，福建人，红四团团长，随杨成武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打仗勇敢，立过不少战功，能力非常强，非常受聂荣臻、杨成武信任，抗战胜利后晋察冀组建野战部队，冀中军区组建了“黄寿发纵队”——也就是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冀中纵队，黄寿发任纵队副司令，因为没有司令，黄实际上就是该纵队的军事主官。
与许多穷苦出身，文化不高的老红军将领一样，黄寿发指挥打仗是把好手，但是脾气暴，个性强，毛病也多，老人们说，部队打仗抓了俘虏，手下人请示怎么处理？黄寿发一瞪眼：“战士们有饭吃吗！”战士们一听，心领神会，找个机会就把俘虏干掉了。为杀俘虏这事，黄寿发挨过两次上级的处分。
抗战时期，黄寿发原本在晋察冀一分区给司令员杨成武当参谋长，1942年，另一位红军干部徐德操，从平西挺进军司令萧克手下调到一分区，接任黄寿发的参谋长职务，黄寿发便调到十一分区任司令员。可是老黄上任没几个月，就和该分区其他领导全都闹翻了，而且再无调和的可能。
他待不下去，只好又回到一分区。恰好，杨成武同新来的参谋长徐德操闹不到一块去，正孤掌难鸣。黄寿发回来了，使杨成武重新如虎添翼，可以放心把一分区这摊交待给黄寿发，自己去晋察冀军区开会去了。这本身正常吗？当然不正常。因为黄寿发在一分区已没有了任何职务，晋察冀军区正式任命的一分区参谋长是徐德操。徐德操这个人，毛病也不少，同一分区许多干部闹出矛盾，干部们纷纷向杨成武告状。所以杨成武使用无论在一分区和十一军分区都没有了职务的黄寿发，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
杨成武在阜平开会期间，鬼子的消息很灵通，知道一分区内部不和，两个参谋长政令不一，于是派兵扫荡一分区。紧急之中，晋察冀军区为了加强一分区的领导班子，于是调了一员老资格的政工领导到一分区任副政委兼一专区地委副书记，这个人就是李志民。
老人们说，当时一分区的情形很不乐观，一分区老参谋长黄寿发带一拨人，主要是司政机关干部在西边，易县、涞源县的结合部，躲避鬼子；一分区现任参谋长徐德操带另一拨人，地委、行署、教导大队在东边，易（县）满（城）定（县）徐（水）四县的结合部，同鬼子打转转。群龙无首，一分区电台台长、红军干部刘长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叛变投敌的。▼⑷
黄寿发这个人说话办事比较精干，可是居功自傲，目中无人，个人修养与工作作风确有问题。而刘秉彦当年在黄寿发纵队当参谋长，跟这样一位不好相处的司令员合作自然不会顺心。
对于自己在这段时期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刘秉彦1952年12月在其《个人自传》里写道：
1946年2月，在热河凌原战役之后，部队返回张家口整编，事情不多，曾一度考虑个人问题。更由于当时纵队副司令员黄寿发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的行为发展得很严重，屡屡建议和劝阻不听，反而对我耿耿于怀。而我也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坚守清高，不与为伍”，造成了十分不团结的现象。
好在这个不团结不愉快的纵队领导班子，并没有在一起工作太久。几个月后，整编结束，大家都调整了岗位，各奔东西。
刘秉彦重新回到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的岗位上，黄寿发则去了冀中军区，给那时接替杨成武当司令员的孙毅当参谋长。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让人意想不到了。
据《名将孙胡子》一书透露，黄寿发和孙毅第一次见面就说：“我不愿意当参谋长。”
“上级派你来任职，你有什么特长就发挥出来吧！” 孙毅顺势而言。
不久，冀中军区接受作战任务，孙毅派黄寿发率部出征。战斗过后，孙毅对黄寿发说：“仗是你打的，你直接向聂司令汇报吧！”黄寿发感到孙毅司令和林铁政委对自己信任，工作有成绩，局面初步打开了。可是与此同时，他头脑里更加滋长了自满情绪，丝毫也不警惕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黄寿发那时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间县黑马张庄单独住一个小院。他的爱人何茵是冀中军区电台指导员，夫妻俩关系不好。黄家有一个天津来的小保姆，长相漂亮，黄寿发就和小保姆搞在一起，被何茵捉奸后不依不饶，一定要向上级告发，二人争吵甚烈，黄一怒之下拔枪把妻子打死，还伪造了自杀现场。这一天是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黄的妻子已怀有身孕。
此事发生后拖了近一年，直到1947年年底，经毛泽东批示：“黄寿发的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这样，黄寿发就被冀中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枪决，于48年初被处决。
2014年12月，笔者正在 “冀中抗战历史资料研究会” 保定联络处的小院里写这本书，一位退休的铁路职工吴建国先生来此闲聊。吴建国的父亲吴天增老人是个老八路，给吕正操当过警卫员。
“老爷子生前总给我念叨一个人，就是在冀中军区参谋长任上被枪毙的黄寿发。”
吴建国说：“当年黄寿发关押在冀中军区司令部，就是我爹他们警卫连负责看管的，后来枪毙他的时候，又是我爹亲自押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黄寿发和我爹关系挺好，我爹他们也佩服他能打仗，一路上对他很照顾，还把他当自己的首长看，还是一口一个参谋长的叫着，黄寿发很感动。
他们分手前，黄寿发送给我爹一张照片，说，天增啊！以后你就见不着我了，拿给张照片留个念想吧！——这是一张黄寿发和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奇才的合影”“老爷子活到九十来岁，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他说甭管黄参谋长家里出了多么大的事儿，可是有一条，他能打日本，犯得又不是投敌叛国的罪，所以值得敬重” 。“老爷子健在时，一直想找到黄寿发的亲属，也让我们子女帮他打听，可是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年过去咧！我们上哪儿找去他们去？”
吴建国至今与笔者谈及此事，仍不胜感慨唏嘘。（未完待续）
注释：
▼⑴：参见国立台湾大学副教授栗国成所著《战后初期的国共关系》（1945年8—12月）。
▼⑵：参阅朱汉国 陈雁著作《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⑶：参见钱江《胡耀邦逆风千里上战场》。
▼⑷：参见寒潭水一色《杨棒子和他的囚犯小分队》第146章。